（三）土司制度對壯醫藥發展的影響

廣西地區的土司制度，淵源于秦漢的土官土吏，開始于唐宋羈縻制度，全盛于明代，沒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國時期，延續了一千多年。這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也正是廣西民族醫藥特別是壯醫藥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廣西各少數民族大多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規范化文字，然而民族醫藥特別是壯醫藥居然能夠通過口授心傳和部分漢文資料得以流傳下來，這不能不認為是與土司制度有一定的關系的，其積極作用的一面不應抹煞。

首先，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設有醫藥機構，官方和民間有一定數量的專職醫藥人員。地方志對此有明確的記載。如土司管轄的慶遠府、思恩縣、天河縣、武緣縣、永淳縣、南寧府等（均為壯族聚居地方），均設有醫學署。據不完全統計，明代嘉靖十年，廣西壯族聚居的40多個州府縣土司均設有醫學署。而且這些醫學署的醫宮“本為土人”，即由當地少數民族擔任，這對于壯醫藥的發展，當然是一個促進的因素。事實上，在土司家屬中，亦有直接從事醫藥工作的人。據有關史料記載，宋代羈廣源州壯族首領儂智高的母親阿儂，就是一位醫術頗精的女壯醫，擅長骨傷科。儂智高起兵反宋，兵敗于大理，阿儂還把壯醫醫術傳播到云南。廣西忻城縣莫氏土司家庭中，也出現了專職醫生。如清道光年間，在忻城縣土司衙署（現仍保存完好）西側曾建起一棟“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孫莫述經（號軟明）就是大夫第里的專職醫生，主管土司衙署大小官員及其眷屬的保健事務，同時也兼理一些民間疾患。莫述經的診室、藥房設在“大夫第”頭堂，診室在左，藥房在右，專用本地的民族藥和中藥防病治病。土司的親屬亦從事醫療工作，說明在土司制度下壯醫藥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

其次，對名醫、神醫、藥王的崇拜和紀念，反映在土司制度下，壯醫藥是受到社會重視的。如《寧明州志》載：“醫靈廟在東門外附近城腳”；《邕寧縣志》謂：“藥王廟在北門大街，東岳廟左側”；《柳州縣志》稱“藥王廟，在西門內”，等等。清代以前，壯族地區基本上沒有西醫，中醫也為數不多，這些被立廟紀念的神醫藥王，盡管多數沒有標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民間名醫，因為他們的高明醫術和高尚醫德而受到群眾的敬仰。忻城土司衙署附近現仍保存有一座“三界廟”，據民間傳說三界就是壯族的一位神醫，他得仙人傳授異術和法寶，專門為窮苦村民診療疾病，藥到病除，起死回生，名氣很大，得以立廟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廟能修到土司衙門旁邊，亦可以從側面反映這位神醫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對民族醫藥采取的一些褒獎措施，對于民族醫藥的發展，應當說也是有一定促進作用。廣西慶遠協左營三司把總（土官名）李某贈給名醫譚靖修的一塊牌匾，大書“妙手婆心”四字；一些民間壯醫因醫術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為地方名人入選地方志，如《融縣志》：“路順德，古鼎村人，殫精醫學，著有《治蠱新方》一冊”；《象縣志》：“蕈德本，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損傷”；《三江縣志》：“侯第福，寨壯鄉佳林村……表脈理，用草藥”，等等。正是由于壯醫藥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一些特殊的診療方法和驗方秘方得以初步總結和逐步提高，如壯醫淺刺療法、斑麻救法、青蒿絞汁內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獻中就有記載；南宋醫書分類中，還出現了《嶺南方》一類（專門列嶺南少數民族醫書）。清代《柳城具志》指出：當地患病者服藥，不盡限于仲景叔和，間有用一二味草藥奇驗者。其他針灸之術，以婦人尤為擅長”。著名的壯醫藥線點灸療法，其主要傳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壯醫楷蕈氏。一些壯族地區如靖西、忻城、貴縣、隆林等還自發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民族藥市，促進了壯醫藥的學術交流和發展。

土司制度對民族醫藥的發展當然也有消極的影響。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這就從經濟基礎上影響了壯醫藥的進一步發展。土司制度下的狹隘、保守封閉狀態和思想意識，對壯醫藥的發展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消極因素。此外，壯醫藥還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正如《嶺表紀蠻》指出的：“蠻人以草藥治跌打損傷及癰疽瘡毒外科一些雜癥，每有奇效，然亦以迷信出之”，作者還記載了一次目睹的壯醫治療：“予嘗見一患癰者，延僮老治疾。其人至，病家以雄雞、毫銀、水、米諸事陳于堂，術者先取銀納入袋中，脫草履于地，取水念咒，噴患處，操刀割之，膿血迸流，而病者毫無痛苦。膿盡，敷以藥即愈”。這種巫醫結合的治病方式，不能不認為是與土司制度下的相對封閉落后分不開的。資料表明，壯醫藥于先秦時期已草創萌芽，經過歷代的不斷實踐和總結，大約在唐、宋時已基本形成本民族醫藥的體系。它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主要的防治手段，為壯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