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又一次面臨考驗。

從最初魯迅批判它為“有意或無意的騙子”開始(更遠還可以追溯到1879年浙江儒學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發表《廢醫論》)，一個世紀以來，中醫接受了數次大批判。但這一次與前數次大不同：它發生在西醫已經占據絕對優勢、中醫全面萎縮的大背景之下；并且由于張公耀等人在網絡上征求簽名，要求中醫徹底退出醫療體系，因而在普通大眾中掀起了空前激烈的爭論。而前幾次，爭論基本上只限于思想界、醫學界和政界。

但長時間的爭論并沒有解決這一系列至關重要的現實問題：“不是科學”的中醫究竟有多大價值？它在歷史上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在西醫主導的今天，中醫對于中國社會還能有多大的貢獻？在整體上，它能否經受住現代科學手段的檢驗？

本組報道期望通過對中醫目前在國內和國外的生存狀況、它面臨的來自實踐和理論方面的諸多挑戰、以及對于中醫中藥的部分研究結論的調查，試圖來初步回答上述問題。但對于中醫，還存在一系列更復雜的、現在無法回答的問題：它會不會、應不應該被徹底鎖進歷史的博物館？假如完全舍棄中醫，對于這個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帶來的究竟是好處還是損失？

中醫院的現實困境

隨著西醫的發展，中醫院普遍面臨著治療率低、危急重癥就診率低、中草藥使用量低的現狀

深夜，急診室來了一位40多歲的危重病人。經診斷，病人患了心肌梗和腦血栓。值班大夫們趕緊采用融栓、改善心肌供血、營養心肌等西醫搶救手段。

正在這時，一位上級大夫剛巧到急診室巡診，見狀對值班大夫說，“你們怎么能這么搶救呢？我們是中醫院，應該用中醫的辦法。”接著，他命令值班大夫立刻停止使用西醫搶救手段，改用在內關穴扎針的辦法。值班大夫只好遵照這位上級醫生的指示，改用中醫手段。

可這位上級大夫剛一離開急診室，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內關穴的針，重新把心電圖等儀器推回來，給病人打點滴融栓，改回原來的西醫搶救手段。他們一邊搶救病人，一邊埋怨那位上級大夫添亂。

這是幾年前發生在北京一家三級甲等中醫醫院的真實一幕，也是近年來中醫尷尬現狀的寫照。

中醫治療率逐年下降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張培彤——這位有著20年行醫經驗的中醫大夫，用一句話概括了中醫院的現狀——處于全面萎縮狀態。

張培彤說，上世紀50年代，國家全面建設醫療機構。那時基本上每個縣都建一家西醫的人民醫院，同時也建一家中醫醫院。但后來中醫院病人越來越少，西醫院卻不斷發展壯大，漸漸地中醫院不是被關閉就是被合并到西醫院里。

根據2003年底出版的《全國中醫藥統計摘編》，截至2002年底，全國的行政縣中，只有66%的縣有中醫院，而西醫院平均每個縣有4.45個；中國擁有衛生機構85705個，其中中醫醫療機構僅有3801家。到2006年，中醫醫療機構的數字已下降到3009家。

中醫近年的不景氣狀況還反映在中醫就診人數急劇減少上。2001年國家中醫藥局組織的《中國中醫醫療服務需求與利用研究》顯示，中國年患病人次42億人次，就診39億人次。其中，西醫治療26億人次，占67%；中醫和中西醫結合治療共13億人次，占33%。在這33%中，只有22%、也就是大約9億人次純粹使用中醫治療。換句話說，大約1/3的病人使用中醫和中西醫結合治療，大約1/5的病人使用純中醫治療。

幾年后中醫就診人次又急劇下降。根據《中國中醫藥報》2006年的報道，同樣是國家中醫藥局的統計，全國中醫醫院年診療人次已經降到2.34億人次，加上綜合醫院中醫科年門診的5851萬人次，兩者合計不到3億人次。

中醫醫院醫療質量監測中心的一項監測顯示，中醫醫院普遍存在治療率低、危急重癥就診率低、中草藥使用量低等“三低”現象。中、西醫治療率形成“剪刀差”：中醫治療率呈逐年下降趨勢，而西醫治療率逐年上升。在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的住院病人中，中醫治療病案數分別占28%、25%、20%和18%。

“所有的中醫院都是‘中西結合’醫院”

衛生部1994年下發的《醫療機構基本標準(試行)》規定，中醫醫院的門診中醫藥治療率不低于85%，病房中醫藥治療率不低于70%。這一規定一直沿用至今。

“我敢斷言，幾乎所有中醫院都達不到這個標準。”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當了11年司長、現任中國中醫研究院望京醫院院長的陳珞珈向本刊直言，“目前所有的中醫院其實都是中西醫結合醫院。”

陳珞珈說，相對而言，門診中醫藥治療率還比較高，但一到病房，中醫藥比率就下來了。病人情況危急，必須上西藥。上世紀90年代，國家搞中醫院評級和檢查，各家中醫院在檢查時拼命多用中藥，盡量少用西藥。可檢查過后，西藥的比率就又上去了。

中醫院不僅大量使用西藥，其中有條件的還大量做手術。廣安門中醫院肛腸科主任李國棟告訴本刊，該院肛腸每個月要做120臺手術。這個數字就是放在西醫院也是非常多的。

中醫院為什么要讓西醫“唱主角”呢？陳珞珈總結有三個原因：醫院要活下去；要把病房開起來；要保證病人安全。

“計劃經濟年代，中醫院可以只打一面旗幟，就是‘體現中醫特色’。但在市場經濟年代，中醫院就必須打兩面旗幟，除‘體現中醫特色’，還要‘健全綜合服務功能’。所謂‘健全綜合服務功能’就是西醫功能。”陳珞珈說。

陳珞珈是2003年12月接任望京醫院院長的。在此之前，望京醫院一直以中醫治療為主，經濟上非常不景氣。“以前宮外孕、心肌梗、以及各種外傷病人來了，統統轉走。七轉八轉，病人都不到這家醫院來了。”陳珞珈當院長以后，從別的醫院挖來了12個科主任，把普外、腦外、胸外、ICU(重癥監護室)、CCU(心臟重癥監護室)、120(急救)等等西醫科室都建立起來，醫院的經濟效益很快好轉。2003年12月以前，每天門診病人只有900人次，現在已經達到2200人次。病床使用率也從過去的70%提升了到現在的93%。

根據陳珞珈的介紹，有關方面調查發現，目前3009家中醫院的經濟狀況是，1/3的日子很好過；1/3的中等，日子過得去；1/3的舉步維艱，難以為繼。

在綜合性醫院，中醫科室在經濟上往往也是拉醫院后腿的。北京醫院的針灸科主任田麗芳接受本刊采訪時說，現在醫院都在搞成本核算，針灸按摩科是醫院最不賺錢的科室。

掛一個針灸科的號可以扎5次針。按照北京市物價局的規定，針是每人次4元，灸每人次4元，火罐每人次3元，電針每人次4元。

田麗芳說，一個病人一次治療至少占用床位半個小時，所有治療做下來也就12到15元。但如果病人做一次血透最少也幾百元。“我在這個科室工作已經近20年了，北京市物價局規定的這個針灸價格始終沒有變過。”田麗芳說。

田麗芳現在已經是科室主任、主任醫師，可她說，她連工資帶獎金加起來，還不如醫院效益好的西醫科室護士掙得多。

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也是一家綜合性醫院。與北京醫院一直以西醫為主不同，中日友好醫院以中西醫結合為特色。1984年中日友好醫院建院時，基本是每設一個西醫科室，就同時設一個中醫科室。20多年過去了，情況如何呢？中醫眼科、耳鼻喉科、兒科等科室都合并到西醫科室里了。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記得建院時‘中西醫結合’的初衷了。”一位已經調離中日友好醫院的中醫大夫對本刊說。

誰還在看中醫？

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14677人參與)，87.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相信中醫”。但奇怪的是，僅有27.7%的人聲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醫”。

而在新浪網的一項調查(55690人參與)中，認為“中醫應該大力扶持”的人占到了74.37%，認為“中醫有優勢”的人占到了81.30%，但在被問到“你看病一般選擇中醫還是西醫”時，選擇西醫的人占到了57.52%，選擇中醫的人僅占到42.48%，也與認為“中醫有優勢”的比例相映成趣。

這兩組數據明顯反映出，表示相信、支持中醫的人未必選擇中醫。北京一位號稱繼承祖傳醫術的業余中醫師(給人看病開方從不收錢亦不收禮)看著這兩組數據，苦笑著跟記者說，看來這些聲稱支持中醫的人，骨子里依然不相信中醫，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種民族情感而擁護它罷了——實際上，他在行醫過程中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來他這邊的病人，基本上都明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

而記者在采訪中又發現，那些偶然選擇中醫的人，卻也未必是相信中醫的。

“我是結腸癌晚期，醫生判斷我最多活不過一年。盡管也做了化療，但還是想去找中醫碰碰運氣。”71歲的侯老先生告訴記者，“去廣安門醫院，想掛孫桂芝大夫的號，后來發現她的號很難掛，想了想也就算了，反正也沒什么希望。”侯老先生告訴記者，年輕時他有一些小病也不去醫院，中年以后身體開始多病，但實際上他幾乎沒去過中醫院看病。

與侯老先生一樣只希望“碰碰運氣”的病人看來不少見。“病人一般是西醫、理療各個科室都看過了，沒有效果才來看針灸科的。針灸科往往是病人的最后一站。”田麗芳說，針灸科在治療哮喘、腹瀉，腸炎、胃下垂等疾病都很有效，但患這方面病的病人都去呼吸內科、消化內科了。一些西醫治療不見效的病癥，才想起到針灸科，但又不一定是針灸的適應癥。

張培彤說，其實中醫能夠治療的病譜是比較窄的，主要治療內科的一部分病癥。“西醫在病因認識不清楚時，就沒辦法治療。一旦研究出了病因，比如找到了病毒，很快做出疫苗，就能從根本上對疾病加以控制。西醫越往前發展，中醫就越往后退縮，總有一天中醫會退到懸崖邊，最終退出市場。”

他舉例說，前幾年西醫還沒有發明生白針(使血液中的白血球升高的針)的時候，癌癥病人化療后白血球下來，中醫根據辨證論治可以使白血球慢慢地升上去。但后來西醫發明了升白針，一針或者幾針下去病人血項就升上去了。“這種情況下，病人還會來找中醫嗎？”張培彤反問道。

田麗芳說，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針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急救。古時候是先用針灸把病人救活，然后才能灌藥。但隨著西醫急救手段的完備，急診病人誰會來針灸科呢？針灸逐漸演化成主要治療疼痛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