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這個題目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纂修，始于乾隆38年，紀曉嵐任總纂官（總編輯）：

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余年，甚為出力。（《恩綸》）

美富羅四庫之儲，編摩出一人之手。（《御賜碑文》）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所擬總目提要，多至萬余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阮元《遺集序》）

紀昀窮十余年之力，帶領一大批學者精心編纂《四庫全書》，其中醫家類排在子部，僅居儒家、兵家、法家、農家之后。

在這一點上，紀氏是用過一番腦筋的。他說：“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于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上也。”說見《濟眾新編·序》，這是我看到過的紀昀惟一的為醫書作的序。

我在讀他的“提要”時，常常驚訝，他不是醫家，他在文集中也常說“余不知醫”，但每篇“提要”都極其精辟，能抉其精髓而持論公允，文字尤其簡潔，依我看簡直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茲以金元四大家為例：首先，他一錘定音地說“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然后，說劉河間的《素問玄機原病式》是在《素問》病機十九條的基礎上，由原作176字演為277字。“以為細綱，而反復辨論”，由于“大旨多主于火”，所以后世張介賓攻之。“然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稟賦多強，兼以飲食醇濃，久而蘊熱，與南方風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時，人情淳樸，習于勤苦，大抵充實剛勁，亦異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論多以寒涼之劑攻其有余，皆能應手奏功。”如一概非之，則未必有當，他特別指出“其作是書亦因地因時各明一義，補前人所未及耳！”此語足以開人悟境，不僅對劉河間一人一書，對所有人、所有著作也應如是觀。

他以為張子和《儒門事親》“大旨專主于攻”，“其汗吐下之法，當時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為多”；又說丹溪“亦譏其偏”，“后人遂并其書置之”，但是，“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鈞，偏執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

至于東垣，則云：“發明內傷之證有類外感，大旨以脾胃為主”，“其間闡發醫經，至為深微”，“其說以土為萬物之母，故獨重脾胃。”

他說丹溪“亦儒者而通醫，故較方伎之流，更能明其理”，其“陰常不足，陽常有余”之論，雖張介賓攻之不遺余力，但丹溪之法自不可廢，“所立補陰諸丸，亦多奇效。”

于此可證阮元說他“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不是吹捧。至今讀起來，猶具指導意義。

紀曉嵐是“通儒”，平素對于醫藥，也頗為留心。如他的《槐西雜志》記錄了骨折用開通元寶錢燒而醋淬，研末酒服的驗方，如倉卒間不得此錢，也可以用銅末。“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胃腸，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又，癃閉（小便不通）“百藥不驗”者，用螻蛄（土狗子）煅灰酒服，即通。吾師朱良春先生經驗證實螻蛄確有很強的利水消腫的功效。《灤陽消夏錄》還有對于雪蓮的記載，這是他被貶至烏魯木齊四年中的見聞：“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小洋菊，名以蓮耳。……此花生極寒之地，而性極熱……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

紀曉嵐性格詼諧開朗，身體很好，“年八十猶強健如常”（《清朝野史大觀》）。他不能多飲酒，有詩云：“平生不飲如東坡，銜杯已覺朱顏酡”；但特別愛吃肉，常常粒米不沾，大碗大碗地吃肉（采蘅子《蟲鳴漫錄》），《嘯亭雜錄》更說他“日食肉十斤”。他嗜茶，有茶星之名；好女色，更嗜煙如命，因而有“紀大煙袋”的外號。他的煙袋絕大，能裝煙3~4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圓明園，吸之不盡也”（《清朝野史大觀》）。可能就是因為這些不良嗜好，影響了他的身體。嘉慶10年即1805年，他82歲，2月10日病已13日，當時朱珪去看他，紀曉嵐還拉著朱珪的手說：“昀（曉嵐名）無他病，苦痰涌耳”，次日即去世（《紀文達公年譜》）。

紀曉嵐是近視眼，配戴過眼鏡，有詩記其事云：“暗中摸索敢相夸，未老先看霧里花。眼作琉璃君莫笑，尚愁人道是紅紗。”語涉詼諧，可以想見其人矣。

相傳他還有一幅嘲諷醫生的聯語，用唐人孟浩然《歲暮歸南山》詩中的句子“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意思是：我沒有本事，所以皇上不用我，又因為經常生病，朋友來往也很少了。他改動了兩個地方：

不明才（財）主棄，多故病人疏。

這樣，意思就變成：醫理不明，所以有錢人不找他看病，又因為在診療中經常出事故，求他治病的人自然就越來越少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來的，真是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