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渝　成都中醫藥大學

教材是傳授與學習知識的依據，其闡述應該明確、準確與正確。遺憾的是，作為傳承中醫學經典巨著《黃帝內經》學術的《內經選讀》，從四版至七版，在闡述原著某些重要思想與觀點時，卻未盡如此。本文僅擇其要者商榷于后。

“和于術數”

語出《素問·上古天真論》，五至七版均謂恰當運用各種養生或修身養性的方法。筆者認為從“術”所指技術、技巧、手段、方法等而言，此指導引、按蹺、吐納等尚可，但把“數”與“術”混同作方法講則絕不可，否則就不能完全、準確反映《內經》的深刻含義。數，此乃量詞，實指各種養生方法的實施，必須有一個“度”。達不到“度”，徒勞無益；超過“度”，反而有害。這才符合本篇“不妄作勞”，“形勞而不倦”之旨。有關勞作運動乃至情志飲食等，《內經》不僅重視其方法、規律，更重視其量與度（即數”），其“不及”與“過”對人體的傷害，所論甚多，此不贅述。至于“和”，古有適、調、偕、順、合、相應等義，此處既可“引申為恰當運用”，更有符合、適合之意。因此，此句當理解為各種養生方法的運用，既要符合技巧的要領，更要符合一定的度。

“各從其欲，皆得所愿”

語出《素問·上古天真論》，四版謂“每個人都能隨他的所欲，達到他的愿望”；五版謂“都能順其所欲，達其所愿”；六版前句未釋，后句謂“愿望都能達到”；七版未釋。

眾所周知，《內經》論養生的核心思想是“恬惔虛無”，本篇“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以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為無為之事，樂恬惔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素問·移精變氣論》“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事”等諸多論述無不如此。各版教材也都承認“恬惔虛無”乃《內經》養生的“主導思想”或“基本原則”。可對該句如此闡釋既自相矛盾，更悖《內經》原意。事實上，如果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又怎會“恬惔虛無”；而愿望又都能達到，談何容易？其結果只能因“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營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素問·湯液醪醴論》）。

筆者以為此句當理解為：每個人的欲望，都應順從于個人的能力和當時的條件，也只有如此才易如愿以償，從而知足常樂，正如王冰所注“志不貪故所欲皆順，心易足故所愿必從，以不異求，故無難得也”，也達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養生的目的。

“陰平陽秘”

語出《素問·生氣通天論》，五、七版均謂“互文”，即“陰陽平秘，陰陽平和協調之意”。

誠然，“陰平陽秘”確有陰陽協調之意，但非互文，蓋平、秘在此各自含義獨特，不可互換。平，充盈、安定、內守之意；秘，通密，即致密、保衛、護衛之意。陰精固守于內，乃陽氣的支持者；陽氣致密于外，為陰精的保護者。本篇“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唯）陽密（于外，陰）乃固（于內）”，以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則是最好的說明，意指陰陽雖協調，但各自作用不相同。綜觀《內經》，“平”多用于在內之陰精，如《素問·上古天真論》“腎（精）氣平均”，《靈樞·天年》“五臟六腑十二經脈，（氣血）皆大盛以平定”；而“密”多用于在外之陽氣及肌腠，如本篇的“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腠理以密”等等。再從原文“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看，雖言協調，亦言陰精與陽氣的功能及其在協調中所起的獨特作用均不同，如作互文，則不能準確表達這一意義。至于互文的用法，《內經》雖多，如本篇的“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素問·五臟別論》的“或以腦髓為臟，或以腸胃為臟，或以為府”；《靈樞·營衛生會》的“營安從生？衛與焉會？”等等，其意義所指與表述形式均與“陰平陽秘”截然不同。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語出《素問·生氣通天論》，各版均作“養神則精，養精則柔”解；精，指精神爽慧；柔，指筋脈柔和。

筆者認為陽氣是人體之氣的總稱，具體有營氣、衛氣、宗氣等之別，各自的性能與作用均不同。所謂精、柔，此指具體陽氣的性能；精乃精微、精純之義，柔此指濁雜、濃厚之意。意為陽氣中精微者行于脈內、營運五臟以養五臟之神；濁雜者行于脈外、布散體表以養形體筋肉，實與《靈樞·營衛生會》“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之義異曲同工。

“神明之府”

語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謂神明，四版謂“能使萬物發生變化的巨大力量”；五、六、七版均謂“自然萬物運動變化的內在動力”。

“力量”、“動力”從何而來？物質基礎是什么？姑且不論。關鍵是此釋不能準確反映《內經》闡釋自然變化內外聯系這一絕妙用詞所表達的深邃思想。神者，玄妙、奧妙也；明者，明顯、昭著也。自然變化紛繁復雜，即使上古圣賢，也是凡胎肉眼，加之條件所限，對于事物內部陰陽變化之微觀細節無法了解，故曰“陰陽莫測謂之神”；但任何內部變化又必定通過某些固有征象表現于外，而從宏觀上卻可以把握，故曰“神之昭昭謂之明”（吳崑注）。顯然，神指內部之變，明指外部之征，共喻事物變化過程中的內外聯系。《淮南子·泰族訓》云：“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長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傷而物亡，此之謂神明。”如何長與殺，乃內部變化玄妙莫測；而長與殺表現于外，又確有象可據。古訓早已明確，何以今反不如？

“去菀陳莝”

語出《素問·湯液醪醴論》，四版謂“鏟除掉堆積的陳腐之物。這里是說要清除掉郁積的水液廢料”，“是水腫病的施治原則”；五版謂“除去菀陳積久之物”，雖引《靈樞·小針解》“去血脈也”但未確指；六版則“去除血液的瘀結，消散水邪的蓄積”二義并舉，將其與“開鬼門”、“潔凈府”并列為具體治法；七版僅謂“除去郁久的惡血”，依然為具體的三種治法。

綜觀原文所論，當以四版正確。首先，縱然《素問·針解》、《靈樞·小針解》有“去菀陳”指“出惡血”、“去血脈”之說，但本文專論水腫而只字未及瘀血，即使水停可致瘀血，亦非主要矛盾，此說難以成立。其次，就本篇所論，因“五臟陽以竭”，以致“津液（水濕）充廓”而生水腫。顯然，形成水腫的直接原因是水濕積聚，屬于標；而導致水濕積聚的根本病機是陽氣虛衰或阻遏（各版所說不一），屬于本。故而經文首先提出兩個施治的原則，即“平治于權衡”與“去菀陳莝”，前者旨在協調陰陽（虛衰當補，阻遏當疏），恢復氣化，針對“五臟陽以竭”致水之本；后者重在祛除水濕積聚，以消水腫，針對“津液充廓”致腫之標。唯“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與“開鬼門、潔凈府”方屬于體現兩大治則的具體治法，前類屬治本，后類屬治標。

“肝不弦，腎不石”

語出《素問·平人氣象論》，四版謂“春季肝脈不是有胃微弦，冬季腎脈不是有胃微沉”；五版只引張介賓注“肝無氣則不弦，腎無氣則不石”；六版未選；七版與五版同，并謂“病重之時，臟氣、胃氣俱衰，臟真之氣亦不能至于寸口”。

根據本篇所論，有胃而微弦、微石為平脈，弦多、石多而胃少為病脈，但弦、但石而無胃為死脈，即真臟脈，四版之謂不能算是本篇所論的真臟脈，張氏之說雖可勉為方圓，卻與本篇“但弦”、“但石”之論相悖，所以七版折中為“另一種表現形式”。其實，關鍵在于“不”字。考古文獻，“不”常與“丕”相通，而具有大、顯之義，若作肝丕弦、腎丕石其意自然明瞭，即極其弦、極石，則與但弦、但石之義相符。說不定《內經》原文最早就是一個“丕”字，千百年來幾經輾轉傳抄而變為“不”字。

“陰陽交”

語出《素問·評熱病論》，各版均謂“陽熱邪氣入于陰分（與陰精正氣）交結不解”。

綜觀《內經》全書，陰陽概念的使用貫穿著嚴格的層次性原則，即同一組陰陽概念只能表達同一層次、范疇事物的兩個方面，絕不混淆。如天、日、晝、動、熱、升、火、男、腑、氣等，分別只能與地、月、夜、靜、寒、降、水、女、臟、血等劃分陰陽。最能表達這一原則的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靜陽躁”，“陽化氣、陰成形”，“水為陰，火為陽”，“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征兆也”；《素問·金匱真言論》“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臟腑之陰陽，則臟為陰腑為陽”。顯然，教材所論與此原則明顯相悖。蓋陽熱邪氣（風、熱、火、燥等邪）只能與陰寒邪氣（寒、濕等邪分陰陽，而不能與陰分（體內）、陰精分陰陽；同理，陰分、陰精只能與陽分（體表）、陽氣分陰陽，皆因不屬于同一層次、范疇的事物，故不能用同一組陰陽概念加以表述。否則，男人或女人就可以與雌性或雄性動物分陰陽，豈不滑天下之大稽。因此，陰陽交的“陰”，當指陰分，“陽”當指陽分，其義所指應是外感邪氣在表不解，從體表之陽分內陷體內之陰分，與正氣交結不解，方合原意，亦不悖原則。

“病發而有余，本而標之”，“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

語出《素問·標本病傳論》，四版未選；五版僅謂“先治其本（標），而后治其標（本）”；六版謂“邪氣有余的實證，先治其本，后治其標，即先治病本的實邪，而后調治其他證候”；“正氣不足的虛證，先治其標，后治其本，即先治現癥之標，然后再補正氣不足之本”；七版謂“病發而有余者，邪氣有余為本，故治療當先除其邪氣，然后再治標病”；“病發不足是正氣不足，當先治標癥，然后再調補正氣之本”。

如是，“邪”既為“本”，“正”又為“本”，到底何為“本”，使人無所適從；更為甚者，當正虛為“本”，生命堪憂，不救命為先，反先治其他“標”癥，豈不延誤生機，是何道理？此與《內經》“以人為本”、“救命為先”的治療學思想格格不入。誠如教材所言，實證因邪致實，邪氣為本，但因正虛不甚，生命無憂，故《內經》要求“本而標之”，先除實邪，后治他癥，此與“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素問·至真要大論》）完全一致。至于虛證，亦如教材所言乃正虛之故，但何以致虛則當深究。致傷者為因為本，被傷者為果為標，正傷之故在于邪盛之害，故邪盛依然為本，正虛只能為標。若正虛不甚，病勢不危，理當祛邪治本，祛邪存正；而當正虛之甚，生命危急，雖然屬標亦當先治，從急從危，先救正虛，待正氣回復危急解除，再治致虛之邪。

“有者求之，無者求之”

語出《素問·至真要大論》，四版謂“有此癥狀的要追究他所發生的原因；應有此癥狀而反不見的，也要追究他不發生的原因”；五版謂“有外邪的，當辨別是什么性質的邪氣；沒有外邪的，應尋找其他方面的原因”；六版謂“推求有此癥此（病）機或無此癥此（病）機的道理”；七版“有此癥當探求其機理，無彼癥亦應探求其因”。

雖誠如各版教材所言此句旨在推求癥狀與病機的所屬關系，但作此釋則不能反映出“病機十九條”所揭示的真正精神與重要意義。辨證論治乃中醫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審癥求因為中醫分析病因的基本方法，即根據各種癥狀以分析、探求所屬病機與所致病因，從而予以適宜的治療，凡為中醫者無人不知、無人不為。那么，“無此癥”或“無彼癥”，無憑無據則如何辨證？又怎么求因？病機既不得，病因亦不知，又作何治？至于“應有此癥狀而反不見的”，多屬于邪氣輕微或正未大虛，雖感邪而未發病或者病輕表現不著，如年輕體壯者感受風寒，或不發病，或打幾個噴嚏、流幾滴清涕即已，這本是好事，為何“也要追究他不發生的原因？”又憑什么去追究？其實，究其本之意，“病機十九條”旨在揭示分析外在癥狀與內在病機所屬的方法。因此不管“十九條”中已經舉到（即“有者”），或尚未舉到（即“無者”）的癥狀，都應按所演示的（五臟定位、六氣定性、四診合參等）方法去探求其病機歸屬。